流水线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，其重要性不亚于轮子、蒸汽机或者电子计算机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难以想象，假如没有流水线，今天的世界会是啥样子。也许这个地球上90%的人口还生活在乡村，穿着自家缝制的衣服，用着祖传下来的工具，他们日常出行仍将以马车为主，因为除了亿万富翁，汽车对大部分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物。至于飞机，他们更是一辈子都坐不起。
流水线让过去只属于少数人的东西变得不再稀奇，使成千上万的农民走出农村，成为城市的产业工人。流水线促进了城市化与商品流通，乃至支撑起整个全球经济。
当然，流水线带给我们的不止是繁荣与进步。没有流水线，两次世界大战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规模，也不会打得如此惨烈。更重要的是，流水线其实不仅是一项技术，它对人类的组织形式、社会伦理乃至文化形态，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，其引发的争议之声，迄今不绝于耳。
提起流水线，人们首先会想到亨利·福特，他是第一个将其发扬光大的人。其实，流水线的诞生时间要比我们想象的早很多。
据考证，在两千年前的古罗马，人类就已经通过分工协作提高工具的产量。在秦始皇陵墓中，考古学家从出土的兵器上找到了标准化的痕迹。到了汉代，工匠们把漆器生产划分成若干个环节，从而使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。由此可见，作为一项生产理念与技术实践，流水线并不是现代人的发明。
经济学家布劳恩·阿瑟在其名著《技术的本质》中认为，在人类技术史上，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创新，一切技术都是对原有技术的改造或重组。不仅如此，作者还认为，任何复杂的技术，都是由一系列简单的技术所组成，就像钟表一样，可以被拆解为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基础零件。
尽管流水线的历史非常古老，它却仍旧被打上了现代文明的标记，因为直到20世纪，流水线才被广泛应用。
首先，大规模生产建立在大量的市场需求基础之上，唯有市场足够大，产量才能提升，才会产生更多更细致的分工，亚当·斯密在他的《国富论》中早就说过，市场规模决定了分工，分工则决定了生产效率。
但是在古代社会，由于受到生产技术与交通工具的限制，绝大多数商品的流通范围很小，从而限制了商品的产量，在大多数工厂还是小作坊的条件下，大规模的流水线作业就显得没有必要。
流水线普及的第二个原因是科学技术进步，尤其是蒸汽机、电动马达等机械的发明，在节省人力的同时，更提升了流水线的速度，使人们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实现更多的产出。
除了以上这些，一些重要的制度发明，也是流水线完善的先决条件，比如成本核算、存货管理、以及工艺流程的标准化等等，这些都是人们经过长期实践发展起来的。
总之，流水线本质上是一种大规模协同作业，它的产生，取决于技术、经济、市场等多方面条件。市场需求不足，更精细的分工就不会产生。在自动化机器发明之前，流水线只能靠人力操作，生产效率不可能得到质的提升。若没有对产能或市场规模的经济核算，人们将无法对流水线实施有效管理。所以说，流水线经历了漫长的演化，它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。
按照布莱恩·阿瑟的观点，那么流水线也能被视为一项可以还原的技术，它将复杂的制作的完整过程拆解为一道道工序，再通过分工，使只具备简单技能的工人就能完成。随后，它把所有的工序标准化，形成连续且可逆的生产流程。最终，流水线将这一过程不断重复，从而将效率哲学发挥到极致。
1900年，美国总共只有5000辆汽车，汽车对于老百姓是遥远的奢侈品。直到1910年，亨利·福特在底特律的高地公园建造了一家新工厂，才彻底改变了这一切。
福特技工出身，曾在爱迪生公司做过工程师，对各种机械技术情有独钟，福特公司诞生前，全美分布着大大小小数百家汽车厂，他们的生产方式仍停留在小作坊时代，由于汽车涉及的零部件多达上千个，从生产到组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人力，汽车的售价始终居高不下。
亨利·福特很清楚，如果无法提高产量，那么汽车的普及永远是痴人说梦，于是，他下决心改进生产方式，1913年，第一条流水线在高地工厂诞生，并生产出了汽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品——T型车。
到了1917年，福特公司的T型车产量已超过200万台，其售价在之后一路下跌。第一批T型车的价格为850美元，进入20年代后，就降至不到300美元，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四个月的工资。在全世界的汽车市场上，T型车的数量占到了56%。福特终于实现了让汽车驶进千家万户的梦想。
福特将生产线逐渐完备，经过分析，他和他的团队把整个生产的全部过程分解为7882个动作，随后再分配到相应的工人，哪些属于重体力活，哪些能让身体条件一般的人来做，剩下那些最简单的活，可直接交给残疾人。
流水线使福特公司在当时成为了全世界第一大汽车企业，福特的工人们热情高涨，在流水线刚推出的那些年里，他们与工头、工厂管理者打成一片，日以继夜讨论着怎么样改进生产方式。工人们并不感觉自己从事的是艰苦单调的工作，他们把自己视为和亨利·福特一样改变世界的人。
1914年，福特宣布将工人的日薪增加至5美元，同时规定他们每天的上班时间为8小时。此举为他赢得了“平民企业家”的称号，亨利·福特自此成为美国的公众人物。
随着T型车的持续畅销，福特的工厂成了西方企业家们的朝圣地。每天都有数百名访客来此参观学习，连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廉·塔夫脱都前来一睹为快。为了应付络绎不绝的游客，福特甚至专门聘请了25名全职导游。
在媒体的渲染与公众的狂热追捧之下，亨利·福特与福特公司成了美国工业的代名词。人们把这一切归功于流水线，有记者将其比作壮丽的尼亚加拉瀑布，从流水线喷涌而出的生产力，正把美国推向时代的前列。
1911年，就在福特的高地公园工厂建成差不多同一时间，弗雷德里克·泰勒的《科学管理原理》一书出版， 此书后来被誉为现代管理学的起点。
作为一位学科奠基人，泰勒并不是那种书斋里的学者，19岁那年，他因为眼疾辍学，先后在工厂担任过技工、车间管理员、高级技师等职。1883年，泰勒利用业务时间就读于理工学院，取得了工程学士学位。之后，他在一家钢铁厂做工程师，六年后又成为一家纸业投资公司的总经理。37岁那年，泰勒从企业辞职，专门从事管理咨询工作。
从工人、技师到经理，泰勒经历了企业从生产到管理的所有的环节，在宏观与微观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他的学说有着坚实的经验基础，远非当今那些整天夸夸其谈，只会拼命掉书袋的管理学“大师们”所能比。
关于泰勒的学说，每本管理学教科书的第一页都有详细的介绍，在此不多做评述，只需强调一点，泰勒与亨利·福特的目标是类似的，福特把制造汽车拆分为若干个环节，泰勒则把目光集中在工人身上，他致力于去除所有多余的动作，把生产的时间与人数缩减到最合理的范围。福特拆解生产的全部过程，泰勒拆解劳动步骤，两者都把效率优先作为公司制作的第一原则。
但与福特不同的是，泰勒认为他的科学管理理论可以推广到所有的领域，甚至应用于政府部门，效率原则并不是工厂的专利，更适用于新时代的所有企业。
工业流水线正是泰勒管理学的理想蓝本。某一些程度上，今天的企业仍旧延续着工业时代的管理方法，只是曾经流水线上的工人们，变成了今天的白领。
《科学管理原理》出版后不久，泰勒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和谩骂，反对声大多数来源于于工会。
一些工会代表认为，泰勒的管理理论是“反人性”的，他把工人变成一颗颗不会思考的螺丝钉，工厂强迫他们做简单重复的劳动，不允许工人有任何创造性。对泰勒最严厉的指责是，他的科学管理损害了工人的身心健康，甚至鼓励企业家虐待工人。
除了最后一点以外，泰勒很难就前面的几项指责做出有力的辩护，尽管他深知，自己理论的初衷绝非为了让工人活得更糟糕。后来，泰勒出席了国会关于企业管理制度的听证会，面对工会会长们的质问，泰勒心力憔悴，据说当他离开证人席的时候，几乎都站不稳了。
泰勒生前反复强调，效率不是科学管理的目的，更不是资本家压榨工人的借口。科学管理要实现工人和企业家的双赢。然而，随着流水线的推广，它也遭遇了一系列困境。
两次世界大战期间，福特公司开始在欧洲投资建厂，但是和预期的相反，欧洲工厂的进展并不顺利。
首先是标准化生产难以推广，欧洲各地工人的水平参差不齐，西欧的工人素质较高，东欧与苏联的工人则差强人意，需要花长时间培训才能让他们做出合格的商品，而水平越低的工人，往往对流水线操作越排斥，他们把标准化看成是一种奴役。
另外，欧洲是一个高度等级化的社会，企业管理者与工人之间泾渭分明，这尤其不利于企业初期的建设。我们在前面提到，在福特工厂刚落成的时候，工人与上级是打成一片的，他们随时随地为很多问题展开小组讨论，领导更是频繁下基层亲自示范，这样有助于快速解决问题。
但是欧洲不一样，以英国为例，英国的工程师通常不愿意和工人接触，他们整天西装革履，衬衫的袖口始终一尘不染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，就是要把自己与“下面的人”区分开来，以彰显自己的绅士身份。
这样的结果就是，在欧洲工厂的上下级之间鲜有沟通，大伙更习惯各干各的，生产效率自然无法提升。
在欧洲人的印象中，美国人的特点是大大咧咧，比较实际。美国人善于搞科学发明，做事不拘小节，追求效率。但论文化素养，美国人与他们相比简直是文盲。在欧洲人看来，美国人是一群纯粹的经济动物。
然而，流水线摧毁了欧洲人引以为豪的精致文化与慢工出细活的工匠传统。大规模生产所带来的标准化，使产品变得千篇一律，丧失了美感，贵族精英的审美被颠覆了。
在知识分子看来，流水线把工人们折磨的精疲力尽，他们被剥夺了闲暇，单调重复的劳动正使他们变得麻木。在艺术家的笔下，流水线则成了吞噬人类灵魂的怪兽，它冰冷无情，抹杀个性，甚至导致了人类物种的退化。
以流水线为题材的小说、电影和舞台剧层出不穷，其中的代表作莫过于卓别林的《摩登时代》，在这一部优秀的电影中，喜剧大师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展现了流水线对底层工人的残害，电影公映后轰动全球。
而工厂内部此时也出现了问题，进入30年代以后，福特的管理体制日渐僵化，早期上下级之间的互动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官僚主义与相互猜忌。随着生产规模的逐步扩大，每个人的分工愈加明确，公司层级愈加分明，这就成为了劳资矛盾的导火索。
工人们不堪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，他们要求涨薪，取消加班，否则就以罢工相威胁。而资本家在妥协之后，立即扬言要用机器取代人工，使得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信任进一步加深。
二战结束后，当欧美各地的工厂陷入罢工潮时，日本人正向西方人虚心讨教如何管理企业。
1950年，一个叫爱德华兹·戴明的美国人来到日本，向他们介绍美军如何对军需物资进行质量管理。借助先进的管理技术，美国人在战时拥有了高效而稳定的产能，并最终在太平洋战场打败日本人。如今，轮到日本人师夷长技，并在多年后以同样的方式击败美国。
戴明向日本人灌输的核心思想就是：当今世界，追求质量比追求效率更重要。随着经济的发展，依靠产量抢占市场的竞争策略已经过时，今天的市场是产品差异化竞争，得质量者得天下。
日本人将来自美国的质量管理方法不断研磨，经过多年锤炼，最终搞出了一套挑战美国制造业的大杀器：精益生产。
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，美国人惊讶的发现，他们生产一辆汽车的成本要比日本工厂高出1000—2000美元。不仅如此，日本汽车比美国的更精致、更省油、更耐用，日本产品正全面入侵美国，将美国的消费者变成他们的“俘虏”。
答案或许来自1950年丰田公司高管对福特工厂的一次访问，作为汽车流水线的鼻祖，福特工厂给日本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，但他们很快发现一个问题，这里分工太明确，同一条生产线上的工人老死不相往来，为什么不能让大家经常交换意见呢？
其实这根本不算得上什么新玩意，早期的福特工厂就是这么玩的。可师傅如今得了大企业病，徒弟的机会就来了。
所谓精益生产，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发明，它的理论基础是戴明的质量管理体系，日本人对其稍加改进。但关键则来自工人们的现场实践，日本工人在流水线上充分体现了东方人的集体主义精神，当他们发现生产线有错误，有缺陷，甚至某个工人的操作不顺手时，整个生产线就会叫停，等到问题解决后再行运转。据说一条流水线在一天内曾被叫停过一百多次。
除此以外，日本人还对流水线实行轮岗制，任何工人都不会在固定的位置上干太长时间，他会去做不同的工作，掌握多种工作技能，这样既能避免长期重复劳动所造成的厌倦，又能帮助工人对生产的全部过程形成全局意识，大家的业务知识有了交叉点，干起活来就方便许多。
当然，说起来很容易，但日本人的精益管理也是经过长时间的摸索逐渐成熟的。现在终于轮到美国人向这位昔日的学生讨教了，然而，正所谓橘生北则为枳，在美国文化的土壤上，日式的集体主义遭遇水土不服。
上世纪80年代，美国人曾向丰田、本田、松下这些日本企业派出一批又一批研究人员，他们盼望像当年的日本人那样，把成功者的经验完全复制过来，甚至还出钱买下日本人的生产线。
精益生产之所以诞生于集体主义色彩浓厚的东方社会，因为这里的传统始终在强调忠诚、服从和纪律。某一种意义上，精益生产正是东方集体主义与西方效率哲学的完美结合。
但美国人更信奉个人主义，他们没办法忍受将自己的命运和企业或集体绑定在一起，在美国，工会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由来已久，而精益生产规格要求高度的服从、紧密的合作、以及目标感的绝对一致。美国人早已不再适应这种劳动密集式的生产。
2019年1月，特斯拉上海工厂破土动工，工厂占地面积达86万平方米，据报道，新工厂将完全由机器人组成，现场只保留少数的操作工与编程人员。
美国的特斯拉工厂已经展现出未来流水线的雏形，总裁埃隆·马斯克把他的工厂叫做“外星战舰”，这里的机器人有很多被冠以漫画人物的名字，如金刚狼、冰人、暴风女等等，特斯拉一直在改造它的流水线，如同一百年前的亨利·福特，但与福特不同的是，特斯拉的流水线不需要任何工人，AI将包办这里的一切。
人们始终在猜测，未来将有多少工作将被人工智能给取代，将有多少人因此而失业。机器对人工的淘汰，在人类工业的百年历史上每天都在上演，现在，它已经迈出了大工厂的车间，向着企业的办公室蔓延。
从写字楼的白领，到网络公司的码农们，而今他们最怕听到的两个字就是：裁员。
不知从何时起，关于大公司裁员的新闻屡见报端，并不时地引发集体性的恐慌。裁员的可怕之处就在于，你可能什么也没做错，但公司就是不需要你了，作为企业流水线上的一员，你已经显得多余了。
这正是流水线式的生产对人的警告，人创造了流水线，但流水线最终会抛弃人。也许，当工业时代降临的时候，这片阴霾就与流水线的马达声如影随形，而我们应该做的，不是去怨天尤人，而是应该回头看看自己的工作，有多少被取代的可能。
如果机器擅长重复，我们要极力避免重复。如果流水线擅长做程序，我们要打破定式，不断去接触复杂的事物，因为处理复杂问题恰恰是人类的优势，而机器的逻辑则反过来，它总是致力于把一切简单化，技术的维度永远是单向的。
人类思维的伟大之处在于，我们总能够在简单和复杂之间来回切换，人类的技术演变，就是把复杂拆解到简单，再把简单重组为复杂的过程。懂得并学会利用这种可逆性，我们就能克服被技术淘汰的恐惧，主动去拥抱新事物，成为规则的制定者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