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海，15岁开始南下打工，20年里颠沛在珠三角、长三角、京津冀等多地的十来个城市，期间换了几十份工作，包括电子厂装配工、油漆工、缝纫工、裁剪工、电话推销、房产业务员、快递员、饭店服务员......
他是万千打工人之一，重复的流水线与细碎生活将他消磨，又幸得被摇滚乐与文学收留、拯救。如今，小海长居北京皮村，是皮村文学小组其中一员。与飘摇在北京城郊的新工人们一起，共同守护着他们的精神家园。
今年五一劳动节、五四青年节之际，我们将与小海一同度过，在他的文字与诗中，回溯一个小镇青年的20年，以及时代的印记。
从2003年到2024年，是我流浪漂泊的20年，也是青春奋斗的20年。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，就像是从一片废墟走进另一片废墟。对，这黄金与废墟的20年，耗尽我，所有热血。
我叫胡留帅，因为爱诗人海子，给自己改名叫小海。今年37岁，打工20多年。
我在工厂流水线年多。车间是疲惫的、单调的，更是压抑的。我通过听摇滚乐，开始在车间的机台前释放自己的情绪。在车间没有同频的朋友交流，我就给自己最喜欢的摇滚歌手发微博私信。2015年，我给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大哥发了几首自己写的歌词，没想到楚哥竟然真的回复了我。太激动了！楚哥后来介绍了新工人乐团的许多哥给我认识。2016年7月，我毅然辞职离开流水线，来到北京的皮村，自此正式成为一名北漂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我出生于豫东平原。家里姐弟四个，我排行老三。2002年，家里供不起两个高中生，我就把读书的机会让给了我哥。2003年夏末，不到16岁的我交了1000多块钱，跟着县里的技校老师去了深圳打工。
去之前，有一个多月是在县城的技校度过的。那时候很流行读技校，学电脑、电焊的居多，我妈却觉得学缝纫挺好，“风刮不着，雨淋不着，是个技术活儿”。于是，在我妈建议下，我学了缝纫。当时交了七八百块钱的学费，踩了一个月的废布，就算是毕业了。
正好赶上非典时期，就在家里待了几个月。非典刚过的7月初学校给村里有电话的一户人家打电话，转告我说要出去工作了，不过还需要交1200多块钱，介绍费、路费都算在一起了。我爸卖了好几架车子粮食，才凑够了钱交给技校。
我记得爸爸骑自行车送我去县城学校的路上对我说：“遇到什么事儿，你都忍着儿，好好干。”
我是第一次乘火车，尽管上了车厢只能站着，但我仍觉得新鲜。可当列车行驶了10个小时以后，在一个个山洞的轰鸣中穿行，我才头一回体会到，一秒钟得掰成两半是怎样的感受。尤其到了下半夜，我勉强在两节车厢接口的水池边找了个地方蹲着，刚眯一下眼睛就又被火车的轰鸣声震醒。睡一下，醒一下，再睡一下，再醒一下，像有闪电在脑子里一次次劈开黑夜。现在想来那像是个打工的寓言，那种莫名的阵痛，到现在始终没断过。
从惠州下了火车，我们坐上了一辆大巴。没想到，本来说好的每人10块车费，到了半路就变成50了。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跟收费的人发生了争执，被打了一嘴巴，“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乖乖地交钱啥事没有，要不然……”收到第三个人的时候，全车的人集体站起来表示抗议，敲诈的几人看人多招架不住，大家下车拔掉司机的钥匙准备报警，有个大哥还在路边掰断一根树枝，准备以防打架。车上的人下来后，听到车子突然发动了，原来他们有备用钥匙。警察过了20分钟过来，人也不见了。几十个人半路拦了另一辆车，才到了目的地— —深圳横港。
本以为学校已经安排好了，没想到 “老师“原来要现找旅馆，再找工厂。三天后，我们稀里糊涂地进了家电子厂，不管你学的是电脑、电焊还是缝纫机，到了那地方，有什么厂进什么厂。
工资三四百一个月，就没有休息。如果不太忙，发工资后第二天就放假一天。
不过第一次上夜班是极其难熬的，我至今难忘。我本来在二楼装配部，但因为一楼注塑部没有做出来，我们就被调去注塑部。我的任务是用小刀刮刚加工出来的收音机塑料壳子上的塑口沿儿。结果我实在熬不住，打了瞌睡，锋利的刀片一下就在手指头上削了个口子。我忍着痛撑到了早上下班，手指头已经肿得老高。回到宿舍，在上铺疼得辗转反侧，铁架子木板床吱呀作响。最后还是室友帮我挤出了脓水，贴了个创可贴，勉强睡下。
还有一次，我下了夜班出去买早餐，被查暂住证的人抓了去，非要让我们找人来接或者交钱。我们这些从不同地方被抓去的“流民”被关进派出所一个临时的大房子里，房子就像老家的猪圈一样，也有一个大栅栏。我没有熟人也没有钱，趁着派出所的几个人吃早餐的功夫，推开了忘锁的大门，飞也似的逃了出来。跑到公园在茂密的树丛里躲了半个小时，最后才敢出来从小路走回宿舍大楼。从此后再没有去过那个公园。我在那个工厂干了一年多，每月几乎上30天班，每天在流水线上工作十五六个小时。直到2004年秋天我离开那里，月工资也从没超过600块。
虽然工资不高，但扣除吃饭，每月还能剩八九百块钱。到服装厂后，我负责其中一个工序，有时候用剪刀开口袋，有时候踩着平车缝纫机在衣服的接口处压一条线。衣服从半成品开始做，做好了就记包号、工序和件数。
有的时候，我真的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创造价值还是制造垃圾。高仿品牌的衣服往往布料不怎么好，再加上衣服按件计工资，工友们都做得比较赶，次品率很高。我也常常想，也许自己做的衣服别人穿几次就不穿了。
后来3年，我又换了六七个厂，都在东莞。前后做过香港女装、运动装、名牌代加工和羽绒服等等。
在小工厂做羽绒服时，车间的羽绒飞得满天都是，粘在身上、脸上，甚至鼻孔里。绒也不是什么好绒，味道很大，工厂没提供口罩，工人们也没有意识做自我保护。
等到下班，就用专门打扫卫生的喷枪吹掉身上、头发上的绒毛。一个组只有一两个喷枪，只能看谁先抢到喷枪，抢不到的就自己回宿舍弄干净。
虽然服装厂工资低，但服装厂正常情况下不会装全自动流水线。偶尔想写一两句话，我可以拿出笔，写在产品维修单的纸后边。电子厂就不行，几乎从上班忙到下班。
有一次，班长把我写的东西收走了，同事看到我写得潦草，都笑说“画符呢”。
我一度放下狂言，对当时也在东莞打工的哥哥说：“有买彩票的钱不如省下来买本大词典，我要写部惊世之作。”那时哥哥在县重点读了一年后，也辍学打工了。19岁的我线元的大词典，盗版的。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买书。回去后，我还真从头看到尾，来回看了好多遍。
2007 年下半年，我去了宁波，本来想干点别的。可在北仑人才市场找了好久，最后还是重操旧业，继续“踩平车，做衣服”，一待就是四年。
2011年开春，我从宁波的服装厂离职，去了苏州投靠姐姐。下了火车，我一手扛着装铺盖的大背带，一手拉了一个行李箱，里面装满了衣服、书和五六本笔记。摇摇晃晃地下车、过地下通道、出站、转公交，窘迫极了。生活的沉重感，第一次如此具象。
2012年冬天，在苏州高教区大学城一个流动书摊，我买到一本海子诗集，5块钱。书是旧的，扉页还有第一任购买者写的购买时间与地点，我却如获至宝。这些年我走到哪带到哪，还在上面写了自己走过的地方作为纪念。
2014年母亲节，我在常熟的一个羽绒服厂上班。工作间隙，我潦草地在笔记本上写了首 《母亲》。
我没有和家人交流的习惯，母亲直到现在也不知道这首诗。只有我赚了钱、结婚了，我妈才会高兴，觉得有用，诗歌没用。
2015年5月份，定居郑州的姑妈给我介绍一个对象，是个图书管理员，我们互换了QQ号。聊了一个多月，我就去郑州看了她，还从苏州给她带了碧螺春和星月菩提。她有160斤，我100斤，走在二七广场的大商场里，路人不停地看我俩。可我觉得她挺好，当时我28了，感觉自己不能挑了。
我从苏州请了三次假去见她，看了三场电影。跟她聊文学、聊音乐、聊电影，但是她都笑笑不说话。最后一次，我告诉她我已经提出了离职，准备去郑州陪她。结果女孩却说，“我们不合适”。
其实我从2009年就开始相亲了。一次下着雪，我妈还去媒人家烧锅，好让媒人腾出时间带我去女孩家见面。那个女孩挺好，有个头，还挺排场，但是我没上心。
23岁时，我也算谈了次恋爱。初恋是车间里同组的女孩。我原来对她不感冒，结果别人说她喜欢汪峰，我们才开始接触聊天。她是我唯一的正式女友，虽然只有短暂的三个多月。很快，她就回了四川老家，后来也没有再联系。
2014年刚过春节回到工厂，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个女性朋友。刚好赶上情人节，我在宿舍借了500元请她吃烧烤，还给她买了束红色的玫瑰花。回去的路上，女孩不愿意要。我还是送给了她，扭头向相反的方向跑去。那时候已经半夜12点了，借的钱也快花完了，也不舍得打车回宿舍。在那个春寒料峭的夜里，我走了两个多小时才终于疲惫地走回厂区宿舍。走到大运河上的长桥大桥的时候，一瞬间真有跳下去的冲动。可转头又想，到底要看看这操蛋的生活，还能坍塌成什么样。继续苟活。
几乎每年过年回家，家人都会催我提前回去，虽然我极其厌倦 ，但每年也要见上十几个。
在我的打工生涯中，那是段很异样的往事，我总有恍然如梦的感觉。那个冬天凌晨四点的下班路上，呼啸的北风、飘飞的大雪、各种叫卖的商贩、沉默而鲜亮的月色、孤独的星辰以及簇拥着行走却表情漠然的工人大队伍，构成记忆中难忘的画面。回到宿舍由于白班夜班在一个宿舍住，怕吵醒工友，也没敢开灯。于是我就趴在床头摸黑写下了这样的句子《下夜班的工人》：
那些是我生活与灵魂的双重写照。1000多的工资显然不能养活自己，况且我还要找对象结婚。过了一个多月，我又跑去推销手机投影仪，地推借贷软件，但都没挣到钱。
过了年，我和同学去了浙江嘉兴电子厂。他说，还是电子厂女孩多一点，找对象是首位。
在嘉兴电子厂加班的车间，有一天正干着活，我抬头看到一片黑暗，就想起十多年来的漂泊、搁浅的理想，还有昨天姐姐的电话。
电话那头，姐姐问我找对象的事，“老大不小了，不能整天做梦了，妈妈又托三姥爷给你提亲呢。”
慢慢长大了就发现，很多时候面对亲人也是无言。就像我在嘉兴打工 ，哥哥在兰州打工、爸爸在内蒙打工一样，我们都是沉默的。
我还清晰地记得，姐姐早在十年前就对涉世未深的我说：“生活，会教育得我们褪下几层皮。”我那时候才20岁，只能隐约感觉到姐姐这些年的委屈。她初一就辍学打工了，我不了解是否是因为当时有三个要上学的弟弟。不知道爸爸是否告诉过她“遇到什么事儿，你都忍着点儿。”姐姐那些难以言说的委屈，我不知道她可以向谁倾诉。
写在工厂的维修单、进货单、工作表的后边，写得非常潦草。如果不及时誊稿，过段时间自己都不知道写的是什么。
晚上下班后，我总会去网吧上一个小时网，把白天写的诗誊在QQ空间，也无关别人看与不看，只是一个记录。
我在车间也是个异类。我给工友背诵唐诗 《春江花月夜》、海子的 《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》、许立志的 《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》。工友说，这些人写得挺好，可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用处呢？
有时候我也恨这样的自己，可我又不知道在命运面前到底该如何妥协。也许，它只是一个普通工人的悲喜苦乐与青春挽歌记录。
2012年，我不光买了本海子诗集，还花了130块钱买了苏州乐园的门票去 “热波音乐节”看汪峰唱歌。他唱了四首歌，我就像见了初恋情人般，跟着一起唱一起跳，感觉像绽放了内心深处的自己。
当时我工作的工厂离现场有20公里，我为了省钱也是不舍得打车，深更半夜，走了3个多小时才回到住的地方。
后来又去了几次汪峰的演唱现场。我记得他在上海体育馆“峰暴来临”那场，请假时，班长怎么都不批。可我非走不可，就直接脱下工装，扭头走出了车间。周六晚上5点多走出工厂，跑去公交站坐到苏州火车站，再坐动车到上海，到了体育场，演唱会慢慢的开始半个多小时了。不过票已经便宜了，最远的看台票本来280，200左右就可以买到一张黄牛票。
那次，他向章子怡求爱，好多人高声呼喊着“在一起，在一起”，大屏幕上的章子怡流了泪。演唱会结束后，我就只能找个网吧猫一晚上。为了省钱，我每次看完演唱会都不会住宾馆，太贵了。
后来，我开始在微博上关注一些摇滚歌手，把我写的东西私信发给他们。汪峰、许巍、郑钧都发过，但是都没回。可我还是会坚持发。
本来以为是个没有回响的树洞，有一天张楚大哥却回复了我。我把写在纸上的诗歌抄送私信发给他，跟他说我对音乐、对生活的看法，以及我枯燥无望的工厂生活。在车间，我和工友几乎很难交流诗歌。
张楚告诉我，不要太极端，要阳光，不要忧郁。他还寄了一套书给我，第一次有了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。中间我们从始至终保持联系，他介绍了“新工人艺术团”的许多大哥给我认识。
有一天，我告诉多哥，我想去北京，他告诉我要做好吃苦的准备，我听他的话后也是不假思索。我既然考虑要来，就已经做了所有打算，再苦再累也好过继续苟延残喘。
2016年7月13日，我直奔北京的皮村。我买了打折的机票，从杭州萧山机场到首都机场。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。
下了飞机已是深夜，找地方睡是头等大事，去宾馆太贵，我就在机场的长椅子上坐着睡着了。
早上7点，我联系了多哥，打车去“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”，这要是在之前，我肯定不舍得。但机场到皮村确实没车，第一次更是不好找。虽然好几十，但还是咬咬牙去打车了。
皮村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，大风吹着灰尘满天飞。杂货店、小餐馆、路边摊把皮村织成了一张网，成千上万的打工者忙碌地寻觅自己的餐物。
多哥带我参观了打工博物馆，让我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。我在接触的工厂里，工会都只是形式，没有一个是真正关注工人精神层面的。
我喜欢艺术，之前听说过798 艺术区，准备在那附近找份工作。但找工作远远没那么顺利 ，我白天在画廊与艺术馆之间转悠，过了夜里12点就去网吧猫着。
我也尝试了在公园长凳上睡，被一些蚊子咬醒后就不敢再睡外边了。网吧包夜25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，有一次，我试着包两个小时花6块钱，但是电脑关机就被网管赶了出去。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生活太残酷了，就算空着，都不会让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待着。
还有一次，我在地安门大街一个网吧的椅子上睡着了。醒来以后发现手机不见了，去前台问， 网管说没见。这时旁边一个光膀子正打着游戏的纹身大哥搭腔了：“手机在我这，想要得买两盒好烟。”我鬼使神差地跑去前台花了40多块钱买了两包玉溪给他，那时我身上只有50块钱。
很快，我找到一份在798德国西餐厅做服务员的工作。随后又去了三里屯酒吧做服务员，干了三天，见了好多没见过的：男同和百合、唱歌的流浪歌手、抽水烟的销魂女子。最后领班以性格不适合为由，辞退了我。
一个多月后的周末，我在多哥的朋友圈看到有文学小组的活动。我赶到皮村打工博物馆，隔着门口的玻璃，看到办公室里文学小组正在上课，可自己却不敢进去听。
为了周末学习方便，我去了同心互惠公益店服装店做售货员，每月工资2000多。到2017年打工春晚时，我们6个来自不同职业的一线工人各自朗诵了自己的 《劳动者诉说》。
皮村让我充满归属感，我不想离开北京。我在北京的精神坐标不是国贸，而是皮村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片现实的开荒地，是理想的试验田。
一年又一年在车间流水线上加班加点，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，困得睁不开，累得直不起腰，没完没了地干，可还是一无所有。
这些年，我跑过十多个城市，做了几十份工作。深圳的电子厂，宁波的服装厂，电缆厂，机械厂，苏州房产销售员，电话推销员，菊花味精业务员，摆地摊卖衣服，卖铁板豆腐，卖爆米花，做直销。在上海外滩附近送快递，学做烤鸭，工地搬砖，郑州推销手机，推销电话卡，又进富士康。北京打零工，充当观众鼓掌，酒吧服务员，餐厅服务员，二手衣服店员等。从青春年少蹉跎至而立之年，颠沛流离20余载，从故乡到异乡，也早已从孙悟空变成了西西弗斯。
想起2009年，我还在苏州一家工厂时看到纳兰性德那句 “万里他乡，非生非死，此身良苦“，回过头才发现，这些年来无论 ”南流“ 还是”北漂“，似乎”良苦“从未改变。
可能一些农村的家长会想着年轻人赶上了好时代，可以出去打工挣钱，会在电话里会殷切地劝导孩子好好工作。我们也总是报喜不报忧，承载着家乡人对大城市虚无的想象和不切实际的期盼。可现实却不是想象的那样。时代不同了，人的需求也不一样。其实我们是落寞的一代，待不下的城市，回不去的家乡。而我也想过买车买房，对我来说，这些都太遥远了。我只要活着就好，就是那种正常地活着。
想起惠特曼的诗句：“我不清楚自己追求什么，但是我将认真追求，甚至通过挫折，通过失败、贫困、误解、囚禁，因为它们也伟大。不可避免时，失败也伟大。”
小海：河南民权人。1987年生，一线工人，打工二十年。业余写诗、做音乐、演戏剧，纪录片电影《我们四重奏》主角之一，“诗歌商店”乐队成员，老舍文学院诗歌班学员，皮村文学小组成员。
